孔雀

周末在朋友家，十来个人一起看了《孔雀》，顾长卫的第一部片子，在柏林捧了个银熊奖的。

太多人一起看电影的好处是看的过程和看春节晚会一般，你一言我一语，任何一个细节都可以拿出来品评玩味，或者是讽刺挖苦，热闹的像是茶话会；看喜剧片或者是恐怖片倒是有添加笑料或者是减少惊栗的效果，可这样来看《孔雀》这样的片子，便将本来已明显的缺陷放大，而仅有的些优点又于哄笑讽刺之间划走。

顾长卫担任摄影的片子几乎都是中国电影里程碑似的作品：《红高粱》、《菊豆》、《霸王别姬》，一直到我坚持认为是上个世纪中国最好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张艺谋、陈凯歌、姜文，和这些中国乃至世界顶级的导演的合作，自然而然会让顾长卫浸溺出『近朱者赤』的导演技艺出来。可也许正是因为蛰伏于这些大导演身边太久，作为摄影转行导演的顾长卫在筹拍和拍摄过程中，脑子里即使不是有意，也会下意识地想到『超越』或者是『持平』这两个词儿。于是，在这部所谓描写七十年代平凡人家生活的片子里，一幕一幕与平凡有着天壤之别的情节，突兀地从缓和自然而真实的摄影、服装、布景和道具中跳出，就好像导演和编剧努力向观众展示他们急切和跳跃的心，我们感觉到他的意图，可并未被说服。

电影里戏最多的是姐姐，她的性格也是最鲜明的一个。可在戏中她与周围人的大多数冲突，都稍显造作与刻意。导演和编剧似乎想呈现出一个叛逆、追求理想的女人和周遭平凡世界的不和谐，但一个一个镜头闪过，加重在观者心头的，只是这个女人自己与整个世界的不妥协，而这个不妥协，完全没有什么逻辑可言，好像是硬给她加上的种种需要达到的要求；琐碎的生活小事的堆砌，并没有把理想主义的女人形象堆砌出来，而同样的性格和事件，放到任何时期、任何国度，都不是理想主义，而是个人主义的表现。

以前在Grad School有门写作的课，有次作业专门拿《阳光灿烂的日子》和《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做对比，两种不同地点、不同政治环境下的成长，在完全不同色调的银幕上，表现出的青春期的骚动、迷茫和感情，并无二致；《牯岭街》里小四最后杀人，这样虽然算是特例，可影片大部分时间是把这样的特例之前种种平常的因素，从大背景到小环境，从家庭到学校到社会，交待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于是当高潮发生，特例出现，观众并不感到意外；《孔雀》从头到尾不断地把特例给展现在观众面前，姐姐那个完美的降落伞、树林里毫不犹豫地脱裤子、父母偏心、哥哥的受宠、姐弟合谋下毒、母亲在全家面前毒死家养的鹅、弟弟用伞戳哥哥、父亲因弟弟的裸体画赶弟弟出走、等等等等，毫不停歇地，好似被导演揣在怀里太长时间快要发霉似的，突然要全部抛开，扔到观众眼前。不是说这些情节不可以出现在电影里面，可问题是这些情节不能像是暴发户散钱一般，一股脑儿似的在银幕上滚过。同样在叙述压抑的时代和环境，理性的杨德昌把长达四个多小时的《牯岭街》里繁杂交错的情节有序而合理地排列组合，虽然让人感到压抑，可这种压抑是无可奈何的压抑，无论从理性还是感性上都只能接受的压抑；《孔雀》费尽心思营造了众多的压抑的细节和场景，想把时代与家庭、家庭与个体之间压抑的对抗表现出来，可表现之余让人觉得力不从心，就只能不断把冲突一个又一个地拉到镜头前，笨拙而不讨好。

说到讨好，在细节上面的处理，《孔雀》确实做得要比国内的一般电影好，也是它能勾起大多数人对于那个年代回忆的重要因素。可细节无法代替整体，对于影片场景的好感无法弥补影片整体的缺憾。毫无疑问，《孔雀》如果出自张艺谋之手，获得银熊奖是失败，在国内放映也会是失败，铺天盖地的媒体也会挑三拣四大做文章，而平头百姓们还会继续操起时髦的批判张艺谋把戏，毫不吝啬地把『矫情』『虚伪』『拍片子给老外看』的帽子扣上去；但这次不同，顾长卫很用心很努力地把处女作孔雀放出来，开始低调，得奖后高调，于是获得国内舆论的一片赞誉。不过孔雀开屏，倒也顺了电影的意思，炫技和招摇，可难以掩藏暗涌的虚华和矫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