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是Extreme乐队92年一张概念专辑的名字,整张专辑分三个部分:『Yours』『Mine』『The Truth』。对这张专辑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当年的《音像世界》对其推崇备至,当时年纪小,受媒体影响大,翻来覆去听过很多遍。多少年后再去听也没觉得怎么样,水准只算是中等而已。
当然这篇博客不是说音乐的。
这个概念专辑的概念是:每个故事都有三面,你的,我的,和事实。其实就是罗生门的概念以音乐方式呈现。面对同一件事物,每个人的看法都不同。这其中当然会有错有对有深有浅,但这并阻止不了每个人对于事物作出认知判断。居委会的大妈看到街头时尚男女亲吻会鼻子里一哼,『不要脸!』,这是她自己的意见,不会和时尚男女们一样。全世界的认知和判断不可能统一,这就是我们生活的世界,也是我们习以为常的世界。
问题在于,当新闻成为一种代替人们认知和判断的手段的时候,当某个时段某个地区的人们只能接触到一种类型的新闻的时候,大众的认知和判断就会荒谬地逐渐统一。
记得小时候所在城市发生了一起个体户和顾客交恶事件,个体户和顾客由斗嘴而上升到动手,最后顾客被打得遍体鳞伤。为什么记得这个事件是因为审判的新闻报道里面有一段对于罪犯外貌的描写,大致意思是那罪犯尖嘴猴腮,三角眼不时上下眨动,在法庭上一言不发,但这依然不能掩饰他那罪恶滔天的行径。大致意思如此,不过具体的描写仿佛辞藻华丽的小说情节,将刻画典型的恶人形象的词尽量堆砌上去。新闻变成小说,读者无需思考,无需知道审判过程,无需了解犯罪缘由,直接就可以根据这主观到极致的语言对于罪犯进行审判和鄙夷。
现在国内新闻环境宽松许多,如此主观臆断甚至有些幼稚可笑的基本上已经不复存在。可是同样的毛病其实还是暗涌绵绵,新闻肩负的使命无穷无尽,一边表述一边评论,大义凛然教育全世界,跳入酱缸,分不清是新闻还是政论。而对于任何一个敏感事件,永远只有一方在发言,不可能听到另一方的声音。III sides to every story? Sorry. Mine is the truth. There’s no your side.
这样肩负着如此多使命的新闻经年累月播报着,最后导致的结果显而易见——一旦发生什么突发事件,无论你报道的事件是真是假,提供的数据是错是对,周遭世界看待你的新闻的时候,就会惯性使然,把你的新闻可信度大打折扣,而更去关心另一方的说法——因为在你的说法里完全看不到对方。于是在所谓追求新闻真实性的西方记者笔下,阐述双方观点的时候,几乎不需要任何春秋笔墨,说到你的时候一句『The Chinese government says』或者『According to Xinhua, the state news agency』开头,表面引述十足,完全不偏不倚,不带任何评论,可实际上已经无形把读者的头拧向了另一边——即使你这次说的完全是真的。
美国保守电视评论员Bill O’Reilly是个让人恨得牙根痒痒的人物,他观点保守极端,脾气暴躁,支持伊战支持小布什,反对堕胎反对同志婚姻,时常在电视上大放厥词,让人恨不得伸手进电视掐住他的脖子让他住嘴。可他的节目永远不是一言堂,当说到某些热门争议话题的时候,他往往会请来和他观点完全相反的人物,双方在节目里争得暴跳如雷面红耳赤,最后谁也说服不了谁。当然你可以说这是为了提高节目收视率而造的噱头,但是这样的争论,这样给双方都制造说话的机会,在美国确实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人们习以为常。
有些同学会鼻子一哼,说这种现象虚伪无聊,是资本主义虚假人权的最典型特质。是啊,纽约时报的记者们确实虚伪,无论是在当下的议题还是在西藏的议题上。可是,从整个大历史上看,如果没有给予黑人向公众阐述他们受歧视的机会,就没有黑人人权的逐步胜利,没有给予同志自由组织集会游行发言的权利,就没有现在越来越多的州承认同志婚姻的趋势。1992年黑人洛杉矶大暴动,死了几十人,逮捕人数几千,媒体都会说本溯源,把之前的种族隔阂、经济差异、各方观点,都尽量阐明。
每一个故事不仅仅有三面,更有无数面。如果我们永远只以一面看问题,不去寻求探访其他面(即使其他面是错误的),不仅外部世界也会学会只用一面来看待我们的观点,而且我们自己也会慢慢变得对于外部世界愤怒而偏执。革命不朽的朝中社前天说,伟大慈父金日成同志逝世的时候,几十只大雁在他安葬的地方悲鸣盘旋了几十日;昨天说,每一个朝鲜人民都无比拥戴伟大的主体思想,那些所谓在中国的难民都是南朝鲜特务装扮的;今天说,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身上体现地淋漓尽致,每家每户安居乐业;明天它如果说,一小撮血债累累的歹徒烧杀抢劫,无恶不作,被正义的人民军就地正法,即使这个事件背后的真实性再大,面对从来不说假话的朝中社,你到底能相信它多少呢?